父母、子女之间的真情的爱，是一种天赋德性，不只是动物式的母爱。儒家承认人与动物之间有一种连续性（这是它的伟大之处，由此建立了古代的生态哲学），但儒家更重视人之所以为人之性，也就是人类的道德情感。这里没有丝毫的虚假与功利打算。法家韩非把父子关系说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，这是一种极端现象，并不具有普遍性。孔子的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，就是出于真情实感，具有超历史的永久价值。如同孟子所说，“幼而知爱其亲，长而知敬其兄”，并不需要特别的灌输与教育，是自然而然具有的，只要加以保护、培养就能够“扩充”。这就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础。
有趣的是，这一点已受到现代西方国家的普遍重视，并且被制定在法律之中而加以保证，即父子、夫妻亲情之间有权不提供证据。这说明他们是多么重视亲情关系。而在提倡这一传统道德的中国，恰恰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，在家庭关系中由于种种的原因，这一情感纽带也淡化了，甚至被扭曲了。
这当然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。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竞争，有竞争规则，它并不必然造成家庭内部的冲突或分裂。古书中有父子相互赚钱的故事，但那是一种讽刺，正说明赚钱与家庭关系并无必然联系。从海外华人社区来看，现代的企业多是家族企业，这一点 倒是值得研究的，但一般说来，家庭内部则有很高的凝聚力。这也是他们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在我看来，中国家庭亲情关系受到过两次大的冲击。一次是文化大革命。当时在家庭内部以阶级划线提倡斗争，搞得许多家庭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而经历过这场斗争的人，现在是祖父和父亲一代。这场斗争所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消除，可能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。，人性的扭曲，心灵的创伤，是不易彻底弥补的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二是当前的劣质文化。各种低劣的作品充斥市场，泥沙俱下，滚滚而来，年青人在没有正确价值指导的情况下，如饥似渴，全部接受。这倒不是说，开放得太多了，应该收住。事实是，只有开放，才能“经风雨，见世面”，才能有选择，有鉴别。问题在于，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，失去了自尊，这才是最可悲的。
要恢复真正的自尊，就要提倡儒家伦理，在家庭内部，首先要恢复亲情关系。这对于建立现代家庭伦理是至关重要的。一个人的自尊，不是靠金钱多少，而是靠他的德性，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 风气。“夫唱妇随”式的传统的家庭模式应当被现代的“男女平等”、“伙伴关系”所代替，提倡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始终是需要的，更不用说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到来之时（其实，中国文化与女性主义是不冲突的，而且有很多相似之处）。但是，对一个家庭来说，除了夫妻之间的“契约”关系之外，还应当建立真正的情爱，亦即爱情。情爱并不等于“性爱”（两性之性，非性情之性），爱情并不等于私情私欲，而是包含着互相尊重的道德情感，也就是德性，以及出于德性而互相承担的义务和责任。过去妇女讲“妇德”，有其时代的内容，去掉具体的时代内容，回到人的本真的内在情感，那么，现代妇女同样有其妇德。妇女如此，男子更是如此。性别上的区别丝毫不能说明德性上有什么不同。对男子来说，更需要去掉那种虚荣的“大男子主义”，这同“大丈夫精神”是两回事。总之，只有培养男女各自的道德情感及其德性，真正的家庭伦理才是可能的。
现在有所谓“隐私权”，这是从西方传来的，有其合理性、进步性。“隐私权”体现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，对家庭成员也是适用的，说明家庭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，有自己的自由的活动空间。但是，“隐私权”并不能取代夫妻、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，二者之间是有界限的。亲情是一种真诚的爱，“隐私权”是纯粹私人的事，前者构成严肃的伦理关系，后者则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。比如父母不能私自拆看子女的信件和日记，这是“隐私权”的问题，但子女有义务向父母讲真话，接受父母对自己的正确的教导，则是家庭伦理的问题。夫妻间要互相忠诚，这是最基本的准则。“不诚无物”，如果夫妻间没有真正的信任和忠诚，就没有真正的伦理可言，也没有真正的家庭幸福可言。“诚者物之始终也”，诚出于真情，就是真情，首先从家庭开始。其实，西方也是如此，也要求夫妻之间要真诚、忠诚。中国传统中有夫妻“相敬如宾”之说，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礼节仪式，而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和尊敬，出于真情、真爱；也不只是妻子对丈夫如此，丈夫对妻子也是如此。由此亦可说明，真正的情爱是双方的。现代家庭不能像古代那样，讲究一套礼仪，但内心的诚实与尊敬仍然是需要的，并且也要有相应的形式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建立稳固而和谐的家庭关系。
子女对父母的孝敬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。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，更是一种敬爱之情。有了这种情感，自然知道如何奉养父母，外在的形式不是主要的。孝敬父母，决不影响子女的独立发展，比如现代社会，很少有父母阻止子女外出的现象，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这样的“戒律”已经自行消失了。但是，孝敬之心不可无，有了这种孝敬之心，即使离父母再远，也会知道如何使父母安心，尽量满足父母的思念之情。孝敬父母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这是天即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神圣的道德义务，正所谓“天理人情”，不可逃于天地之间，决不是纯粹私人的事情。天地生人生物，是有目的性的，父母则是直接实现天地生人这一目的的。每个人除了禀赋仁爱之心而敬爱父母之外，还要有一种敬畏之心。这种敬畏之心完全体现在个人修养和生命体验之中。因此，儒学不是西方式的宗教，却有很深的宗教精神。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人，可以无所不为，肆无忌惮。
古代有“三年之表”（实际守孝25个月），这是从“礼制”上保证“慎终追远”的孝道。作为一种制度，完全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，事实上早就改变了。但是，作为一种孝敬之心，难道能够丧失吗？现在当然用不着“三年之丧”，甚至用不着“守孝”，代之以现代的形式就可以了。关键是，在父母生前要尽到孝心，使父母心情愉快，生活幸福，这样自己就可以“心安”了。“安”与“不安”正是有无孝心的标志。这是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得到的，它不是认识的对象，而是情感的存在和体验。一个正常的有孝心的人，当他作出对父母不好的事情，或者当父母遇到困难或受到伤害而自己未能尽到责任时，就会感到“不安”。这点“不安”之心就是道德情感，是非常可贵的，应当保护、培养，进而变成行动。这是人的真性情，不应当受到蒙蔽，或者被扭曲。
现在有些人，父母生前不能孝敬，等到父母死后却大办丧礼，有权有势者甚至圈地筑坟，车队簇拥，络绎不绝，连日宴席，以显示其能“光宗耀祖”。这决不是儒家孝道的精神，而是借着父母的牌位显示自己的“荣耀”。这种现象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。真正的孝道，如前所说，是父母生前使之享受人生的安乐，死后表达哀戚之情而已。
孔子批评宰我不守“三年之丧”说，“女安则为之”，并斥之为“不仁”。在当时，“三年之丧”的制度是表达孝的方式，但孔子的真意是要作到“心安”。制度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，对父母的孝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丢失的，如果丢失了，就要“收”回来。因为这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。在“私欲横流”的时代，有些人很容易丢失自己的良心，对父母作出“伤天害理”的事也能安心，而毫无“不安”之感。我们只能说，这样的人“良心泯灭”了。有些人对父母不仅不孝，甚至对父母施暴，造成骇人听闻的结果，这是“天理难容”的。对此，只能诉诸法律。但是，我们应当反省，在全社会和家庭中，伦理教育缺少了什么？